大妈的困惑

　　去年，“大妈”(Dama)作为一个新词被录入牛津词典，人们突然发现，中国社会中又多了一个特定群体。

　　大妈通常有这样的特征：年龄大多在55岁-65岁之间；大多曾经工作过，但已经退休；不再需要为生存奔波；有一定的购买力，却延续着当年的节俭；不掌握大众传媒上的话语权，曝光率却极高。

　　在大众传媒上，大妈通常被塑造成这样的形象。她们席卷国内外各大城市的广场，在诸如《最炫民族风》等的劲爆音乐声中翩翩起舞；她们出入国外的高档商场与国内的社区超市，以买打折鸡蛋的速度抢LV，也以买LV的热情挑选鸡蛋；她们出没于早晚高峰的公交车上，在上面择菜、抢座，与别人争吵……

　　当大妈被戴上固化的“脸谱”后，仿佛一下子跟世界对抗起来。

　　但事实当真如此吗？

　　实习生 孙姗姗 现代快报记者 郝多 王颖菲 贾磊

　　摄影 现代快报记者 施向辉

　　谁是“大妈”？

　　2013年4月国际金价大跌，“中国大妈”疯狂抢金，一战成名。“中国大妈”与资本大鳄的角力被舆论无限放大，《华尔街日报》专创英文单词“Dama”来形容“中国大妈”。后来该单词被录入牛津词典。

　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用在大妈身上的词语都是负面的——在黄金市场被套牢后，她们被冷嘲热讽为“贪小便宜却因为不懂市场而失败”；在早晚高峰乘坐公交车时，她们被指责为“占用公共资源”；在一早进入超市抢新鲜蔬菜和打折商品时，她们被嘲笑为“不改小市民心性”；在随着音乐跳起广场舞时，她们又被口诛笔伐为“扰乱公共秩序，跳得既土又傻，毫无美感”。

　　不管是报纸、电视，还是网络，对于大妈的意见随处可见。而大妈的另一面却被轻易忽视。

　　她们大多年龄在55岁-65岁之间，大多是已退休的家庭妇女；她们大多需要照顾下一代或者下两代，为上班的儿女准备晚饭，接送上学的孙辈，为一个家庭储备新鲜的肉蛋鱼禽；她们从困难年代走来，生性节俭；她们大多身体不错，却没有更多渠道乐享晚年；她们大多文化不高，最大的乐趣是与邻居谈论家长里短；她们也许在努力追赶着潮流，却发现怎么也追不上。

　　这是大妈群体的另一面。

　　而熟练掌握着信息时代话语权的年轻人、中年人，刚刚撂下老妈盛满的饭碗，就跑到网上对“大妈”口诛笔伐。

　　挤公交

　　有人说：“早晚高峰本来就挤，一开门又上来一群老年人”

　　大妈说：“看到乘客们的目光，感觉自己好像做了错事”

　　家住南京东郊的72岁的朱阿姨，在乘公交车这件事上一度感到很委屈。

　　“每次看到我们(老年人)一上车，车上人便一副苦脸，我感觉自己好像做了错事。”之后儿子告诉她，因为“上班高峰期老人组团买菜”，他们在网上备受争议。这让她觉得，“挺寒心”。

　　朱阿姨说，自己家住仙林，去年初南京开了一趟前往江北的公交线。“我原来在家附近的超市买菜，但比较了几次，觉得还是菜场的菜新鲜。”所以线路开了几个月后，在邻居推荐下，她开始每天跟着十几位老太太，搭上了这趟“买菜大巴”。“都是农民早上现摘的蔬菜，新鲜、便宜。”因此，尽管来回要近两小时，她还是愿意跑这趟远路，当然也能顺便一路和老姐妹们聊聊天，看看沿路风景。

　　“下午的车经常没什么人坐，老人家何不下午出门买菜，既为上班族行了方便，也节省了资源？”对于老人组团买菜，不少需要坐车的上班族满心抱怨。

　　“年轻人是不容易，”朱阿姨叹口气，“但我必须这个时候出去。”每天中午上四年级的孙子就会去她家吃饭。因此她必须7点多就出门买菜，9点半左右到家，一回家就得赶紧洗、择、烧。就这样，每天紧紧张张才能赶上孙子中午放学回家的时间。

　　这种委屈，并不是朱阿姨一个人的感受。家住鼓楼的76岁杨阿姨，有时想想也觉得郁闷，“其实老年人也不是有意占座位、和年轻人‘抢’公共交通资源的。”她强调，“老年人出门，自然也是有事的，不然干吗一大早出去。”长时间以来，年轻人的抱怨，让她也感到有点生气。“不少年轻人觉得，自己上班最重要，老年人最好呆在家里。”她说，“但对老人来说，他们虽然不用工作了，但也很忙碌。”杨阿姨说，每次出门，她已经努力避开上班早高峰，基本9点或10点才会出门买菜，上了车，如果有年轻人让座，自己一般都推让掉，“我们也曾经为了上下班奔波过，自然能体谅年轻人。”但是，有些事情，又不得不去赶早，比如去医院看病挂号等等。“那段时间胃病又犯了，每隔几天就得去趟医院，有时候上到拥挤的公交地铁上，我甚至会觉得挺不好意思的。”她觉得，一些年轻人的指责和冷脸，本不是老人应该承受的。

　　抢鸡蛋

　　有人说：“一大早超市还没开门，一些老人就在等着了”

　　大妈说：“勤俭了一辈子，这些实惠的东西也是给儿孙买的”

　　早晨7点15分，南京玄武区的一家超市门口，已经站着不少大爷大妈，手上都拎着至少一个环保袋。他们有的略显着急，探着头往超市里面看；有的神态自若，好像一切都已尽在掌握。偶尔有年轻人加入其中，大妈便会主动上来打招呼：“小姑娘也来排队买鸡蛋啊？”

　　在很多上班族看来，这群老人已经有了标签：“一群每天一大早来排队抢鸡蛋的老人。”

　　陈大妈今年73岁了，是一位退休教师，和老伴两人住在北极阁附近。小区虽然离超市不远，但也着实有段距离。“早上很早就起来了，没事干就散步过来，逛逛超市，然后买一些菜再逛回去，就当锻炼，一个早上就这么打发了。”这些老人中，有住在附近的，也有从五台山远远坐公交过来的，额头淌着汗，却都乐此不疲。

　　对于他们来说，7点35分超市的喇叭，就是发出“冲锋”信号的“号角”。门口熙熙攘攘上百号人，开始窸窸窣窣地动起来。等到7点40分大门一开，老人们便迈着小碎步，径直跑向鸡蛋所在的生鲜区。“我腿脚不方便，就慢慢走。有好多80几岁的老人，身体好得不得了，跑得比谁都快，往往最先买到新鲜的鸡蛋。”陈大妈笑着说。

　　等到老人们赶到卖鸡蛋的窗口时，那里已经蜿蜒排着好几十米长的队了。陈大妈说，一般情况下，她需要花半个小时才能买到。当天的队伍比较短，只花了15分钟便买到了鸡蛋，陈大妈开心得像个孩子，脸上洋溢着微笑。“来这家超市买鸡蛋的人多，购买量大，所以流通快，基本每天都是新鲜的鸡蛋。价格上，每斤的价格也比市场价便宜4到5毛。”陈大妈说，自己胆固醇高，吃鸡蛋不多，“一大半都是买给孙子吃的，他要长身体。”老两口勤俭了一辈子，宁愿自己早出门、排排队，也希望买到最实惠的菜。一般来说，她会买一包草鸡蛋和一包普通鸡蛋。“草鸡蛋炒给孙子吃，蛋黄很黄，对身体好，另外一包就是我们老头老太吃吃，有时候儿女来了，做个汤什么的。”陈大妈笑笑，其实儿女每月也给自己生活费，但他们基本用不了多少，“我们老两口能吃多少呢，能省就省着花，其他的给他们存起来，以后还给他们。小孩上学啊，以后谈婚论嫁，都是要花钱的。”

　　买保健品

　　有人说：“这些东西一看就是三无产品啊，老人家怎么总上当”

　　大妈说：“那些推销保健品的小姑娘，说的话比亲生儿女还要贴心”

　　在宁海路的匡庐新村，前后开着两家老人养生保健店，尽管已到饭点，但店里还是人满为患。

　　一家提供免费按摩服务的小店吸引了很多附近居民，李奶奶就是这家养生保健店的常客，今年70岁的她住在扬州路附近的一幢老式居民楼里。“我家外孙才6岁，我得争取长命百岁，看他结婚生子。”李奶奶把小外孙一直挂在嘴边，眼里满是疼爱。

　　李奶奶说，平时女儿女婿上班都很忙，没有时间管自己和孩子，家里常常就只有他们祖孙俩。“现在小孩放暑假了，在上暑期培训班，我每天早晚都要接送他。”除了接送外孙，李奶奶还要负责全家人的一日三餐和家务活。“女儿女婿都在外企上班，压力很大，我不想让他们再操心我的身体，能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。要是我病倒了，谁来给他们做饭？”

　　虽然接送孩子和做家务已占据她很大一部分时间，但只要白天一没事做，她就会来到这家小保健店，有时甚至一天做两次按摩。

　　坐在李奶奶旁边的张阿婆是她的“保健伙伴”，因为两家住得近，所以她们常常结伴而来。张阿婆今年才60出头，上面有80多岁的老母亲，下面外孙女也到了上学年纪。“压力挺大，既要照看小的，又要照顾老的。”

　　小店里满满当当坐着等待的老人们，但他们一点不着急，几乎所有人都在热络地跟身边的老伙伴交谈。

　　“家里没人听你说这个，人老了，一生病就会害怕，一个人呆在家里久了，还会想东想西，有时候冷不丁想到死。”张阿婆平日与母亲住一起，因为要照顾老人，所以很少出门，几乎没有什么朋友。“一天说不了几句话，心里就很难受。”张阿婆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。

　　如今，有了这家按摩店，张阿婆经常会趁母亲午休时间出来按摩按摩，大家一起讲讲话，放松一下。

　　而在李奶奶看来，更重要的是来自老伙伴与店里工作人员的态度，“虽然说人家也是为了卖东西，但看着人家小姑娘的笑脸，听着人家说的话，就是觉得贴心。比自己儿女还贴心。”一位老人说。不过，老人的感受，儿女并不能理解。傍晚，一位年轻人来接母亲时抱怨，“总是来这种地方，这些保健品啊，按摩啊，真的有效吗？还不是骗钱的。”

　　跳广场舞

　　有人说：“广场舞影响别人休息，重要的是，这舞土爆了”

　　大妈说：“这既能锻炼身体，又是社交平台”

　　每天晚上的玄武湖公园，俨然一个大型舞台。家住附近的大妈们都会来到这里，找到自己的“组织”，舞上一段或柔美或欢快的舞蹈。

　　64岁的李丽(化名)就是其中一支队伍的领舞，她的这支队伍，人数已经超过50。

　　年轻时，李丽在中央商场做柜员，因为身体不适，46岁时，她就内退下来。“就45、46岁那两年，身体一塌糊涂。”李丽说，背疼、腰疼，但到底是什么问题根本说不清。

　　李丽形容，白天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，但一到晚上上床睡觉时，毛病就犯了。“压根不能翻身不能动，动一下就喘不过气来。”李丽说，她只有让爱人轻轻推自己一下，才能翻过身去。

　　这样的情况，根本就等于“失眠”，一晚上不能动弹，而到了早上后，症状却又自然消失。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了三年之久，李丽去医院也查不出原因。

　　因为睡不好觉，李丽脸色很难看，白天也萎靡不振，身体情况越来越差。“当时内退，身体也是其中一个因素。”李丽说，内退回到家后，她就想着，必须要锻炼身体。

　　她走到家附近的玄武湖公园，里面有不少老年人，有打太极拳的，有练功的，也有跳舞的，“打太极和练功的年纪都挺大的，那时候我才40多岁，另外，小时候就挺喜欢跳舞的，而且舞蹈动作比较简单，容易上手，就选择舞蹈了。”

　　上世纪90年代末，李丽就跟着老年体育协会里的老师，学习民族舞、古典舞，从此一发不可收，而在舞蹈中，李丽也惊讶地发现，自己“奇怪的毛病”居然不治而愈了。而这种突如其来的幸福，也让她更加喜欢上了舞蹈。

　　每天晚上吃完饭，李丽就马不停蹄地往玄武湖公园赶，“7点半到9点，一个半小时。”李丽说，除了冬天最冷的时候，下雨天以及双休日和一些重大节假日，其他时候大家都一天不落地跳。“端午、国庆这些节日，我们都不放假，大家积极性特别高。”

　　李丽说，对于她和这些舞友们来说，跳舞绝对不仅仅是跳舞，更是陶冶情操，平缓心情，以及社交的重要渠道。

　　“我们50多个人里面，主要分成三大类吧，一种是还在上班的，40多岁，下了班就往这赶，觉得平时在空调房里，一天都不出汗，晚上一定要出来出出汗，锻炼一下。”李丽介绍，“第二种，就是退休的老年人，尤其是不和儿女同住的老年人，因为孤独寂寞，非常渴望接触社会，“你们可能不懂，有些老年人在家都能闷出抑郁症来。”

　　第三种则是看上去并不缺乏陪伴的老年人，“也有很多是和儿女一起住的，但住在一起，多少都会有争吵，婆媳之间更是容易拌嘴，这些事都很影响情绪的，越想越气，但一出来跳舞，一听到音乐，立刻就不烦了。”

　　李丽告诉现代快报记者，自从小外孙女2010年出生后，她每天都充实无比，一早起来就从湖南路赶到水西门的女儿家，带小孩、烧饭、做家务，“比上班还要忙。”不过，正是因为跳舞把身体锻炼好了，李丽并不感觉很累，“已经坚持4年了，还能撑得住，比刚内退那会儿好多了。”

　　上班时是和同事关系比较近，退休之后最亲密的居然全是舞友，李丽说，舞友们不仅每天都相聚在一起，还经常聊天聚餐，感情越来越好，“很多舞友都把家里人也团在一起，结伴出去旅游。”

　　对于大家对“广场舞大妈”的偏见，李丽有着自己的看法，“我觉得只要遵循两点就可以了，一是地点要选择好，确实不能影响周围居民的休息，二是音乐要柔美，太嘈杂的音乐我们也受不了，只要能做到这两点，我觉得大家就不应该对广场舞有偏见。”

　　专家：缺乏价值感和存在感 老年人渴求亲情

　　“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国人的寿命越来越长，很多老年人虽然退休了，但身体棒，精力强，完全不输给年轻人。”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张纯说，任何一个人的自我评价都是由两部分组成，一是社会评价机制，二是自我评价机制。“这两者相互作用，形成了自我评价体系。

　　一个人离开工作了几十年的单位后，社会价值感突然降低，很多人一下产生失落感，就是因为他感受不到自己的价值存在了，“他会想，我为什么还要活着，成为大家的负担和累赘。”张纯说，年纪越大，抑郁症越高发，这就是其中一个因素。

　　价值感和存在感的缺失，会让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感到被这个社会所遗弃、遗忘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大妈们极尽表现，占领华尔街，扰动金价，疯狂地跳着广场舞，即使被妖魔化，她们也一定要彰显自己的存在。“她们要发出声音，她们需要让社会关注到她们，关注会让她们有存在感和价值感。”

　　无论是广场舞还是一起做按摩，大妈们在一起，其实也是一个“抱团取暖”的过程。需要锻炼需要健康是一方面，另外，儿女说100句不听，却轻易被推销员的一句话说动，这其实是老人们在心理上对亲情的渴求。“很多做老年人生意的推销员嘴巴都很甜，李妈妈，王爸爸，一口一个爸妈地叫。”张纯说，而大多数老年人的儿女工作都很繁忙，他们也不愿打扰孩子们工作，但内心对亲情的渴求却从来没有减少，推销员这时就变成了一种“代偿”，弥补了老年人心中对亲情的渴望，成为一种虚拟亲情。

　　中国大妈卢浮宫前跳广场舞

　　当大妈与这个世界碰撞时，广场舞无疑是战场上双方拉锯争夺的高地。

　　在中国，从来没有哪个舞蹈有这样广泛的群众基础且饱受争议——在上海一份最新的调查中，有七成市民支持广场舞的存在，但大部分人也说，“最好不要在我家楼下跳”。

　　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持续交锋，让“广场舞”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居高不下。有业主购买26万元专业音响对抗广场舞，也有业主放狗泼粪驱赶舞者，还有大爷大妈承诺高考期间不跳舞。

　　不过，在这份争议背后，有坚持与变革，有热爱与憎恨，有流行与落后，从本质上来说，广场舞是一个人口老龄化与信息社会高速发展交锋的产物。

　　实习生 孙姗姗

　　现代快报记者 郝多 王颖菲 贾磊

　　广场舞地图

　　老旧小区附近，广场舞扎堆

　　南京长江路与中山路路口的这个广场不大，每到傍晚，这里就被占据了，随着《最炫民族风》之类的劲爆音乐响起，大爷大妈们，总是聚集到这里，随之起舞。

　　最内核部分的人群动作最熟练，不管是转身，还是踏步，总能和着节奏。外围的舞者就差多了，他们大多一边跳，一边紧盯着旁边的人，动作总是慢上一拍。人们一边跳舞，一边交谈着，时不时有一阵笑声爆出。

　　这样的场景在南京，乃至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随处可见。

　　现代快报记者调查发现，南京的广场舞场地分为三类，一类是较大的市民广场。如鼓楼广场、河西万达广场、河西中央公园等地。一类是老旧小区内部或附近的小片空地，从北至南，金陵小区、锁金村小区、南湖、老城南、安德门附近老小区等地，都是广场舞舞者青睐的场地。新小区的居民大多在小区内的健身广场跳舞。

　　比起市民广场和新建小区，老旧小区内广场舞更成规模。

　　在锁金村小区的市民广场，每晚8点左右都会响起阵阵音乐。作为附近小区为数不多的空地，这个广场几乎成了居民们跳广场舞的唯一选择，来自附近的居民们，随着音乐翩翩起舞。

　　小区居民说，就算是下雨，这个小广场也经常聚满跳舞的人，“就是今年高考时，城管来协调了一下，才停了3天。”有居民说。

　　老年人众多的南湖地区，也是广场舞密集的地点。

　　据悉，目前，中国的广场舞爱好者超过了1个亿，主体人群是40到65岁的中老年妇女。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，这个数字还将增大。

　　广场舞发展史

　　广场舞姐妹抱团，行走了半个中国

　　实际上，多年前，广场舞就存在了，就跟打太极、散步、遛狗一样，不过是老年人的娱乐活动之一。广场舞的爆发，集中在最近的几年。

　　近几年，退休的人数增多，而且，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，退休者的物质生活与上班时没有区别。不过，在精神层面，他们就空虚多了。

　　很快，广场舞就进入退休人群的视线，“广场舞不只能锻炼身体，还能交朋友，改善邻里关系。”当年在厂里当文艺骨干的陈大妈说，一开始，因为跳的人少，没有出现过场地不足的情况。

　　跳广场舞并没有准入限制，越来越多有兴趣的人聚集在广场上。

　　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，广场舞逐渐成了一个交友的所在，从陌生人到成为新朋友，从新朋友熬成老相识。

　　在口耳相传中，跳广场舞的人越来越多。

　　后来，跳舞渐渐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——不少老年人旅行团就是从广场舞上发展起来的。“我们有个老年旅行团就是从广场舞上发展起来的，儿女工作忙，没时间陪我们，我们就选择自己抱团，后来，我们一路行走了半个中国，别说，跟同龄的朋友一起出去玩更舒服，儿女跟我们可没有这么多共同语言。”陈大妈说。广场舞的圈子，逐渐成了一个新的圈子，正如同年轻人手机上的朋友圈。

　　再后来，就如同微信朋友圈一样，广场舞这个圈子里也逐渐有了推销者，有“舞搭子”卖包，还有人推销药。

　　广场舞发展得快速而稳定，直到近两年，掌握了话语权的人们开始对广场舞口诛笔伐。

　　广场舞反对派

　　小区广场全给占了，“神曲”唱得人头昏

　　人们对于广场舞的不满，主要集中在占据公共空间与扰乱公共秩序方面。

　　在网上，有关跳广场舞占据车位、行道、遛狗区域的抱怨随处可见，对于广场舞音乐和舞蹈的反感，更是不绝于耳。

　　记者在网上查询之后发现，排名前十的广场舞歌曲分别为《小苹果》《火火的姑娘》《我从草原来》《荷塘月色》《 郎的诱惑》《 伤不起》《 老婆最大》《 套马杆》《爱情买卖》《月亮之上》。

　　在网友看来，这些歌曲大多是“神曲”。

　　不过对于这样的说法，许多跳舞的老年人并不知情，“这些难道不是最流行的吗？”不止一位老年人这样问。

　　实际上，信息时代中，老年人不能把握什么才是流行。而在网上广为流传，街边小店频繁播放的音乐，也成了他们试图把握住流行的钥匙。

　　“旋转，跳跃，我闭着眼……”广场上，踏着节奏，甩着膀子，不少广场舞舞者纵情地跳出真我。

　　“为什么不另找个地方跳呢？”一位受访者听着窗外高亢的神曲，痛苦地说。

　　对于别人的抱怨，许多跳广场舞的老年人也表示早有耳闻，“其实我是不会上网，我要是会上网也到网上去跟他们辩论。”住在金陵小区的广场舞爱好者刘大妈说，每次看到报纸上或者是网上对广场舞的指责，她总是很愤慨，“就算我们不去跳舞，那些年轻人也会在广场上玩轮滑，玩快闪，凭什么他们能用广场，我们就不能用，再说了，如果不让我们去跳舞，我们空余时间还能干什么？”

　　网友“广场舞姑娘”：

　　因为被投诉了好几次，我们小区的大妈在跳广场舞时都配上了蓝牙耳机，有一天晚上，我下楼买东西，就看见一群大爷大妈在安静的黑夜里，面露微笑，翩翩起舞……

　　网友Sophia_顾雨琳：

　　知道为什么我一个年轻的小姑娘要没事去看大妈跳广场舞么？因为跟大妈混熟了之后，大妈就会问：小姑娘有没有男朋友啊？没有的话阿姨给你介绍一个。被自己的智慧深深地震惊了！

　　评论家鄢烈山：

　　“广场舞”也可能是好东西。据5月27日《南方都市报》报道，澳大利亚悉尼市长到访广州“花城广场”，对“广场舞”很欣赏，表示要“引进”它丰富市民的生活。可以肯定，人家引进的“广场舞”，会把音乐声响严格控制在法定噪声标准之内，对可以跳舞的区域和时间也会有严格的规定。若能如此，各得其乐，有什么不好呢？

　　凤凰传奇的玲花：

　　华尔街先生，我们的阿姨在哪里跳舞是她们的自由。在中国的国土上，扰民是我们的家里事。在你们的公园里跳舞，打扰到谁也不必大惊小怪，小题大做。中国阿姨只是在你们的纽约公园跳跳舞，这么大的报纸就跳出来说三道四，这让我想起你们正在翻拍的中国古装剧《甄嬛传》中的一句台词：贱人就是矫情。这句台词免费剧透给你们，不用谢。

　　专家观点

　　诉求：

　　广场舞，满足了老人们对于“我群”的需求

　　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教授邱建新指出，如今，中国社会正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，而其中的一个特点是，它“未富先老”，其中一些老年人，年龄越大，富裕程度越低。因此，老年人的生活、生理、精神的需求，也就成为社会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。

　　然而，近年频出的广场舞、抢鸡蛋、抢金子、挤公交等事件，又让社会对老年人产生了各种“想法”。“确实，现在给‘大妈’正名非常有必要。”邱建新说。

　　说到底，抢鸡蛋、抢金子、挤公交是满足老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需要。此外，在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过程中，绝大多数老人已经摆脱了生存经济阶段，不再为柴米油盐发愁，而是进入了发展经济阶段，更多地提出了精神需求。因此，既满足了健身需要，又满足了情感诉求的广场舞，便成为了很多“大妈”的首选。

　　“跳广场舞，起码说明一件好事，即老人们对健康意识增强了。”然而除了强身健体，老人们参与广场舞的很大原因，是退休背景下的孤独感、由此产生精神需求，以及对死亡的恐惧所带来的人际交往的需求。这些需求比年轻人大得多，这也是生活繁杂、工作忙碌的年轻人，乃至中年人，所无法理解的。“如果说仅仅是健身需求，他们完全可以买跑步机，在家锻炼。”然而作为集体舞的广场舞，则满足了老人们对于“我群”的需求，他们在队伍里产生了归宿感、认同感，从而减轻了精神的危机。

　　对社会：

　　即使看到“负功能”，也别把老人“污名化”

　　不过，邱建新也认为，客观来说，广场舞确实存在其“负功能”，比如扰民、导致社会冲突等。

　　“参加的这群老年人，基本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走来，其中一部分，因为代沟、文化素养等原因，对公用领域、私人领域的概念不够清晰，较多地关心自我需求。然而广场毕竟是公共空间，从这个程度上来说，少数老年人确实做得不够。”

　　但他也强调，“我们不该过多纠缠。”一个社会应该有多元化需求，只不过，值得思考的是，在多元化的、各个群体不同需求共存、兼有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状态下，社会应该干什么？

　　对于整个社会来说，最重要的，可能就是需要用“和而不同”的态度理解事物，学会妥协、寻找替代，而不是用博弈把别人逼上绝路。同时，社会也应学会化解矛盾。比如街道、物业等，应该提前准备好矛盾利益冲突的调处机制， 不至于导致冲突升级，如果真正升级了，政府应该及时介入。此外，从晚辈来说，应更强调包容。“有些年轻人，看到一些由老年人引发的问题或矛盾，就过度指责老年人，甚至用‘不是老人变坏了，而是坏人变老了’这样极端语言，将老年人‘污名化’，这很不应该。”他强调，这种包容不仅是对老年人，而且是对每个人自己，“因为所有人都有老的一天，将这种包容传递下去，形成良性的社会交换，等自己成为老人，下一代也自然懂得包容他们，形成整个社会的‘德性文化’ 。”

　　对政府：

　　有组织地开放公共资源

　　而从政府层面出发，应更强调服务型政府。“为什么有的大妈会在小区中间，甚至楼道边跳广场舞？实际上，这是因为城市的公共空间设计上，本身就缺乏可供人们娱乐的大型公共空间。”

　　此外，长期形成的单位制，导致了利益的部门化。单位所拥有的这些公共财政投入的公共场馆，并没有向社会完全开放、形成互通，没有让社会群体充分分享到。

　　这就给政府提出了几点建议。比如通过加大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，在达到特定居住人数的社区，规划远离居民住宅区的公共广场，使其成为民众互动交流的场所。同时，政府应发挥协调、沟通、引导的功能，整合校园、厂矿等社会公共资源，有组织地向社会开放，实现资源互通，满足老年人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。

　　“在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现阶段，仅仅通过居家养老等措施，并不足以满足老人的身心需要。而学习，则是摆脱孤独、寂寞的最佳手段之一。”然而，有限的老年大学名额，却让老人们想进去不容易、一进便不想离开。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社区的老年人需求，利用多元化的教育资源，比如大学、小学、电大、空中大学等，或与市场合作，倡导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，为“老有所学”创造条件。邱建新认为，这能让我们的社会实现这样的美好状态——即“人人均为学习之人，处处均为学习之所，时时均为学习之机”。“当老年人文化素质提高，受益的绝不只是老年人自己，还有国家。因为每位老人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思想模式，一定会影响到他的后辈们。”

　　对子女：

　　任何人际交往，都无法替代亲情

　　邱建新同时举了一个例子。前段时间，南航的“蒋巷社会实践小分队”去到常熟市支塘镇蒋巷村进行调研。在当地，学生们发现，村委会专门为老人们建立了老年公寓，58岁以上的男性和55岁以上的女性都可以前来居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老年公寓除了提供居住等基本 服务，还充分利用起了村里的文化场馆、主题公园、阅览室、健身馆、棋牌馆等，每天老人们定时前来参加各种活动，热闹非凡。

　　村委会还帮着很多老人充分发挥“余热”，“聘用”他们成为村里的会计、监管员、保洁员、生态区管理员。在城市颇受争议的广场舞，在那里则由村里统一组织。村委会不仅主动提供录音机、喇叭、放音设备等，还专门划出了剧场前面、远离住家的一大块空地。大伙约定俗成，吃完晚饭前来跳舞，天黑了就回家，既跳得很过瘾，也不会影响到他人。邱建新认为，这可以算是村级养老模式的一个典型，可以被城市所借鉴。

　　在老人的问题上，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子女，“希望他们能‘常回家看看’。”销售人员的“好”“嘴甜”，被很多老人喜欢，有老人甚至这么说，“我知道他们(这么做)是为了卖东西给我，但他们能这样关心我，像待爹妈一样对待我，我哪怕上当，也愿意花这个钱。”这番心酸话语，恰恰体现出老人对亲情的渴望。